一、基本案情

2023 年 1 月 30 日，被告人席某某经婚介机构介绍与被害人吴某某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，双方约定订婚彩礼 18.8 万元。2023 年 5 月 1 日，席某某家中举办订婚仪式，当日通过婚介向吴某某交付彩礼 10 万元及 7.2 克金戒指。5 月 2 日中午，吴某某家按当地习俗设宴招待席某某，饭后席某某不顾吴某某明确反抗，强行与吴某某发生性关系。

性侵完成后，席某某没收吴某某手机并将其反锁在房屋内；席某某外出折返后，吴某某为逃离现场，点燃室内柜脚、窗帘制造火情，趁席某某灭火之机跑到 13 层楼道呼救，被席某某拖拽带回电梯；电梯行至 14 层，吴某某蹬踹轿厢激烈反抗，仍被席某某强行拽回房间。

2023 年 5 月 4 日 16 时，吴某某前往公安机关报案控告席某某强奸。报案当日公安机关对吴某某进行人身检查，查明其手腕、双臂存在多处淤青；案发后吴某某主动将 10 万元彩礼、金戒指退还至婚介机构。5 月 5 日公安机关立案，经电话传唤，席某某主动到案配合调查。

山西省阳高县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作出（2023）晋 0221 刑初 36 号刑事判决，认定席某某构成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。席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，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 年 4 月 10 日作出（2024）晋 02 刑终 15 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、维持原判。

二、难点剖析

本案是兼具民俗争议与刑事证据认定双重难点的典型案件，核心争议集中在三大法律难点：

（一）核心定性难点：民间订婚能否推定妇女对性行为默示同意

民间传统习俗普遍存在 “订婚即准夫妻” 的认知误区，被告人及其上诉辩护的核心抗辩逻辑为：双方已举办订婚仪式、男方足额支付彩礼，女方收受彩礼即认可亲密关系，婚前性行为属于婚约附随义务，不存在 “违背妇女意志”。 法律层面关键区分：订婚仅属于民间婚约习俗，《民法典》规定完成婚姻登记才产生法定夫妻身份权利，婚约不具备法律约束力，更不创设男方的性权利。妇女的性自主权独立于婚约、彩礼，不因收取彩礼、举办订婚仪式而丧失自主决定权，不存在所谓 “订婚即拥有性权利” 的法律规则人民日报。被害人恋爱期间已明确告知席某某不接受婚前性行为，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完整形成拒绝意愿链条，直接否定 “自愿发生性关系” 的抗辩基础。

（二）证据认定难点：多维度印证 “违背妇女意志”，反驳无罪抗辩

1. 事中暴力反抗证据闭环：被害人手臂、手腕淤青的人身检查记录、现场窗帘被撕扯的勘验痕迹、电梯监控拖拽、蹬踹轿厢视频，客观证实被害人全程激烈肢体反抗，印证席某某使用暴力压制反抗；
2. 事后反常行为佐证受害事实：被害人纵火求救、被拘禁后持续挣扎、案发次日立刻报警、主动退还全部彩礼，完全不符合自愿发生亲密关系的正常心理反应，排除事后反悔诬告的合理怀疑；
3. 客观物证固定性行为事实：案发现场床单提取到被告人精斑，DNA 鉴定匹配席某某基因型，直接证明双方发生性关系；针对辩方提出 “处女膜完整即未性侵” 的抗辩，法院采纳医学共识，认定处女膜完整性无法作为判断是否遭受性侵的标准，该抗辩不具备法律效力人民日报；
4. 彩礼退还行为不影响犯罪定性：被害人全额返还彩礼仅属于婚约财产处置行为，与性侵事实相互独立，不能以此推定被害人自愿与被告人发生性关系。

（三）量刑裁量难点：自首情节与恶劣暴力行为的平衡适用

被告人经电话通知主动到案，如实供述基础事实，构成自首，具备法定从轻处罚情节；但被告人存在完整暴力拘禁行为：性侵后没收手机、反锁房门、多次拖拽限制人身自由，侵害妇女人身自由与性自主双重法益，社会危害性较高。 法院最终判处三年有期徒刑，精准适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：既认可自首从轻情节，又充分考量暴力拘禁、婚内（婚约前）性侵的特殊恶劣情节，未大幅减轻刑罚，实现量刑均衡。

三、律师贡献

本案分为被害人代理律师、被告人辩护律师两个维度，双方律师分别在刑事控告、证据抗辩、上诉审理中发挥关键作用：

（一）被害人代理律师的维权贡献

1. 固定完整证据链，夯实刑事控告基础案发后第一时间指导被害人留存伤情、保留现场痕迹，同步固定聊天记录（证明拒绝婚前性行为）；协助公安机关调取电梯监控、婚介彩礼交付凭证、人身检查笔录；主动协调将彩礼全额退还婚介机构，提前阻断被告人 “女方以性侵要挟索要彩礼” 的抗辩空间，从根源排除诬告陷害嫌疑。
2. 庭审精准拆解民俗误区，强化性自主权保护观点一审、二审庭审中重点论证：彩礼、订婚仅为婚约财产约定，不能处分女性性自主权；完整呈现被害人事前拒绝、事中反抗、事后求救、即时报警的完整行为逻辑，向合议庭展示暴力拘禁、持续控制的加重情节，推动法院全面采信被害人陈述。
3. 同步处理婚约财产纠纷，实现民事、刑事双向维权代理被害人完成彩礼返还流程，出具完整退还凭证，证明女方无借婚姻索取财物、借机勒索的主观目的，消除合议庭对被害人动机的疑虑，辅助刑事犯罪事实认定。

（二）被告人辩护律师的辩护工作边界与局限

1. 提出法定从轻量刑意见辩护律师抓住被告人主动投案、构成自首的法定从轻情节，向法院提出减轻处罚的量刑意见，法院最终采纳该情节予以从轻，体现辩护对量刑的积极影响；
2. 抗辩意见因缺乏事实、法律依据未被采纳辩护人提出 “订婚推定自愿”“处女膜完整不存在性侵”“女方返还彩礼印证存在感情纠纷、系事后诬告” 三项核心抗辩，均因违背法律规定、无客观证据支撑，一、二审法院均未采信。 整体来看，辩护律师未能突破本案完整证据闭环，无罪辩护思路存在根本性法律认知偏差，但自首从轻的辩护观点取得实质效果。

四、案件典型意义

本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参考案例，对司法裁判、社会观念、妇女权益保护均具备标志性示范价值：

（一）司法裁判层面：统一婚约期间性侵案件裁判标准，破除民俗凌驾法律的裁判误区

1. 明确裁判规则：订婚不构成强奸罪的违法阻却事由，无论双方是否恋爱、订婚、给付彩礼，只要行为人以暴力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，均应当以强奸罪定罪处罚，统一全国同类婚约性侵案件审理尺度人民日报；
2. 确立 “违背妇女意志” 综合审查标准：形成 “事前意愿 + 事中反抗痕迹 + 事后行为反应 + 客观物证” 四维度证据审查规则，为强奸罪证据认定提供清晰指引；
3. 厘清医学证据司法适用边界：明确不能以处女膜是否完整作为认定、否定强奸事实的依据，纠正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片面生理证据评判误区。

（二）社会观念层面：矫正民间错误婚恋认知，厘清彩礼、婚约与人身权利的法律边界

1. 破除 “付彩礼即拥有性权利” 的陈旧观念：彩礼仅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财物赠与，仅产生民事返还请求权，绝对不能等同于女性人身、性自由的对价；
2. 区分民俗与法律：订婚仪式属于民间风俗，不产生夫妻间法定人身权利，未登记结婚前，男女双方均完整享有性自主、人身自由权利，任何一方不得通过暴力强制另一方；
3. 引导公众正确处理婚约矛盾：即便双方存在彩礼、婚恋纠纷，也不能以暴力、拘禁方式侵犯对方人身权益，婚恋矛盾不能成为性侵、非法拘禁的免责理由。

（三）妇女权益保护层面：强化对女性性自主权的绝对法律保护

1. 释放司法保护信号：女性性自主权不受恋爱、婚约、彩礼关系限制，是独立、不可处分的人格权利，司法机关对婚恋场景下的性侵行为持严厉打击态度；
2. 降低受害女性维权顾虑：本案被害人及时报警、主动返还彩礼的维权模式，为遭遇同类侵害的女性提供维权范本，证明合法报案不会被认定为诬告，完整留存伤情、监控、聊天记录等证据可有效支撑刑事追责；
3. 规制婚恋中的暴力控制行为：本案将性侵后没收手机、反锁、拖拽拘禁作为加重情节考量，明确婚恋关系中限制人身自由、暴力拖拽同样属于强奸罪的暴力手段，全方位保护女性人身安全。

（四）普法治理层面：推动婚介、婚恋行业规范与基层法治宣传

本案暴露出部分地区婚俗中忽视女性人身权利的问题，为基层普法提供鲜活案例，推动司法机关、民政部门、婚介机构开展专项普法，引导群众树立 “婚姻登记确立夫妻关系、人身权利不受习俗约束” 的法治思维，平衡传统婚俗与现代法治，从源头减少婚恋暴力、婚约性侵类案件发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