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基本案情

被告人李某某自2010年9月起与申某甲同居生活，2011年2月，申某甲5岁女儿申某乙开始随二人共同生活。共同生活期间，李某某长期以申某乙不听话、不写作业为由，多次实施掐、拧、踢、烫、殴打、冻饿等虐待行为，致使申某乙头面部、颈部、四肢等部位长期反复受伤。

2012年3月，申某甲外出打工，由李某某独自照料申某乙日常生活起居。2012年4月29日晚，李某某因琐事殴打申某乙腹部，在发现被害人腹部擦伤、渗血的情况下，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。次日中午，李某某再次重拳击打申某乙腹部，加剧其伤情。同年5月3日，李某某又殴打申某乙背部、脚踢其臀部，致被害人跪地不起。

2012年5月4日晚，申某乙出现呕吐等身体不适症状，病情持续加重。5月5日，申某乙体力不支、双手受伤，李某某仍强迫其洗衣服、倒脏水。5月6日19时许，李某某发现申某乙身体发凉、躺于床下，随即拨打120急救电话，但被害人最终因钝性暴力致肠管破裂、继发腹腔感染、感染性休克死亡。

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李某某构成故意伤害罪，判处其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李某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、维持原判，并核准死缓判决。

二、案件难点剖析

本案是同居关系下继家长期虐待、暴力伤害未成年子女致死的典型疑难案件，核心难点集中在罪名区分、主体认定、罪数形态、告诉才处理规则适用四大法理争议点，也是司法实践中家暴虐童案件的审理难点。

（一）特殊主体身份认定：同居关系能否成立虐待罪适格主体

虐待罪的传统主体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，司法实践中对非婚同居者是否属于家庭成员长期存在争议。本案中，李某某与被害人申某乙无血缘、法定收养及监护关系，仅因与被害人母亲同居形成照料关系。审理法院明确核心裁判规则：是否构成虐待罪主体，不以法定亲属关系为唯一标准，而以实质家庭扶养、照料关系为核心。李某某长期负责未成年被害人的日常生活、起居照料，对被害人形成实质管控、扶养地位，双方形成事实家庭成员关系，完全符合虐待罪的主体要件，突破了传统亲属关系的局限，明确了事实家庭关系的司法认定标准。

（二）此罪与彼罪区分：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的边界界定

两罪在暴力行为表现上高度重合，极易混淆，本案清晰厘清二者核心差异，成为同类案件裁判标杆。一是主观故意不同，虐待罪主观目的是长期对被害人进行肉体、精神摧残折磨，仅追求被害人痛苦，不追求、不放任重伤、死亡结果；而本案中李某某在明知被害人腹部已受伤渗血、身体持续不适的情况下，仍连续多次重击幼童腹部，对幼童重伤、死亡结果持间接放任故意，符合故意伤害罪主观要件。二是客观行为与因果关系不同，虐待罪的伤亡结果是长期多次轻微虐待行为累积所致，无单一直接致死行为；而本案被害人死亡是李某某2012年4月29日至5月3日连续针对性暴力击打腹部的直接结果，单一、集中的暴力行为与死亡结果存在必然、直接的因果关系，属于故意伤害的实行行为，而非普通虐待行为。三是犯罪客体不同，虐待罪同时侵害人身权利与家庭关系平等权，而本案故意伤害行为仅直接侵害被害人身体健康权，客体具有单一性。

（三）罪数形态认定：两罪能否数罪并罚

本案明确，长期虐待行为与单次、集中的致命暴力行为分属两个独立犯罪构成，不存在法条竞合、想象竞合或吸收关系。李某某前期长期冻饿、打骂的持续性折磨行为，独立构成虐待罪；后期连续击打腹部、拒不施救、强迫劳作的致命暴力行为，独立构成故意伤害罪，两罪构成要件相互独立，应当依法数罪并罚。

（四）告诉才处理规则的司法适用难点

本案审理期间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尚未出台，原刑法规定虐待罪未致人重伤、死亡的，属于告诉才处理案件。经核查，在案证据无法证实李某某前期日常虐待行为已造成被害人重伤后果，且被害人法定代理人、近亲属未就虐待罪提起自诉，基于不告不理的刑事诉讼原则，司法机关无法主动追究其虐待罪刑事责任，最终仅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，精准适用了旧刑法的程序规则，兼顾实体公正与程序法定。

三、律师辩护贡献

本案二审阶段，辩护律师精准把握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关键点，在重罪前提下实现有效辩护，最大程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辩护成果具有典型参考意义。

（一）精准界定主观过错，排除直接故意杀人认定

案件审理中，公诉机关指控李某某暴力致人死亡，存在认定故意杀人罪的可能。辩护律师通过梳理全案行为细节，提出核心辩护观点：李某某虽实施连续暴力殴打行为，但并无刻意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直接故意，其无法精准认知殴打会导致肠管破裂的具体致命后果，仅对伤害后果持放任态度，仅构成故意伤害（致死）罪，而非故意杀人罪。该辩护意见被法院全部采纳，精准限定罪名，避免了更重刑罚的适用。

（二）挖掘法定、酌定从宽情节，争取死缓量刑结果

本案中，李某某作案手段残忍、侵害未成年人权益，社会危害性极大，依法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辩护律师全面检索案件从轻情节，重点提出：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，构成坦白；被害人病危后，被告人主动拨打120急救电话，积极实施抢救行为，主观上并非完全漠视被害人生命。上述酌定从宽情节客观真实、依据充分，被法院依法采信。法院综合考量其认罪态度、施救行为，结合案件事实，最终对其判处死缓，既严惩虐童恶行，又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，实现了量刑均衡。

（三）厘清罪数边界，规范法律适用

辩护律师针对案件罪数争议，清晰区分虐待行为与故意伤害行为的法律属性，认可公诉机关对故意伤害罪的定罪，同时客观阐释虐待罪因程序要件缺失无法追诉的法律逻辑，避免案件出现超范围定罪、重复评价的问题，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，确保案件法律适用严谨规范。

四、案件典型意义

（一）明晰司法裁判标准，统一类案裁判尺度

本案有效解决了家暴虐童案件中的司法疑难问题，确立多项重要裁判规则。其一，明确事实家庭成员关系可作为虐待罪主体认定依据，将非婚同居形成的事实监护、照料关系纳入虐待罪规制范围，填补了非亲属家暴行为的法律规制空白。其二，精准划分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，明确长期累积性折磨行为定虐待罪、单次或集中连续性致命暴力行为定故意伤害罪的区分标准，确立两罪独立评价、数罪并罚的适用规则，为全国同类案件审理提供明确指引。

（二）强化未成年人特殊司法保护，严惩家暴虐童恶行

未成年人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群体，无自我保护能力、维权渠道狭窄。本案中，法院对侵害幼童生命健康权的行为从严惩处，对手段残忍、后果严重的虐童行为判处重刑，充分体现了我国司法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、优先保护原则，释放出家暴零容忍、虐童必严惩的强烈司法信号，有效震慑家庭成员、事实监护人虐待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
（三）衔接新旧刑法适用，体现司法严谨性

本案严格适用审理时的刑法规定，精准适用虐待罪告诉才处理的规则，既未因社会舆论加重对被告人的处罚，也未因行为恶劣突破程序法定原则，实现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。同时，案件裁判也为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将虐待罪部分情形改为公诉案件提供了司法实践参考，推动了家暴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。

（四）破除“家务事私了”误区，引领社会法治观念

本案通过生效裁判明确，家庭内部、同居照料关系中的暴力虐待行为并非普通家务纠纷，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生命健康权的行为属于刑事犯罪，必须依法追责。有效破除了社会大众“管教孩子不算犯罪”“家庭矛盾内部解决”的错误认知，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、监护责任理念，推动反家暴、护未成年的社会法治氛围形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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